2020云南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職業教育應該更“職業”

　　明達職業技術學院的5名學生需要答案。因為學院違規招生，他們花了3年時間學了一個不存在的專業。截至目前，事發8個月，這些學生和家長已是第四次邁進法庭了，他們還沒有等到屬于自己的那個結果。
 

　　對于突發的變化，他們不解；對于眼下和未來，他們迷惑。他們不知道曾經信誓旦旦描繪的前景怎么變成了假的，也不知道事發后怎么找回自己丟失的三年。處于五年一貫制第4年的節點，沒人等得起。
 

　　很難說他們是唯一等待答案的人。在見諸報端的新聞中，不難發現很多職業院校存在超計劃招生、違規高額收費、空掛學籍等行為，更有部分民辦學校在招生宣傳中擅自變換辦學性質或辦學層次等。
 

　　今年1月，湖南湘潭遠大科技職業技術學校護理專業的學生在畢業時才發現，學校承諾的大專文憑成了中專文憑，班里同學的畢業證來自不同省不同校，還有人甚至拿不到。5月，南京應用技術學校被曝出在并不具備護理專業教學資格的情況下招收五年制大專護理專業的學生。沒有資質，文憑不符，有償招生，以及其中的違規合作辦學現象被披露。
 

　　在這些被曝光的事件里，學校瞅準所謂的熱門專業，使出渾身解數下足宣傳功夫，承諾包分配包就業等，可等學生進了校門就成了“甩手掌柜”——據記者采訪，還有教學質量堪憂；教師資質存疑；學生的學籍接連出現問題；專業班里混著六七個專業，連老師都不清楚該怎么上課的情況。
 

　　印象深刻的是，明達職業技術學院的一名當事家長，拿著招生宣傳，手指在左上角的學校代碼“國標”“省標”處反復敲打，反問記者，“你說，這是在國家備案的學校，怎么就能出現這樣的問題？”
 

　　實際上，對于部分學院虛假宣傳招生的問題，國家并未缺席。2015年，教育部曾印發《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的通知，明確要求“學校主要領導和招生工作相關人員簽訂責任書，不以虛假宣傳和欺騙手段進行招生，杜絕有償招生等違規違紀現象。”只是，在實際操作中，學校仍有空子可鉆。
 

　　按照教育部官網公布的2017年教育統計數據，全國共有高職（專科）院校1388所，中等職業學校（機構）8181所。在每年的新增勞動力中，職業院校畢業生占到70%，中國已經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前往職業院校就讀的學生已不是少數。
 

　　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多數情況下，進入職業院校的學生大多成績不佳，有些家庭條件也并不好。也正是因為處于這種“邊緣化”的位置，在學校渲染的“光明未來”下，本就選擇不多、與學校信息也不對稱的學生和家長，拼盡全力選擇放手一搏。如果學校瞅準了空子有意欺騙，僅剩夾縫般的出路也被擠得近乎沒有，喪失話語權的他們只能節節敗退。
 

　　因此，弄清假專業頻頻出現的原因，不僅是明達職業技術學院學生的訴求。如何清除職業教育的灰色地帶，如何填補學生及家長對職業教育信任，能否有更完善的教育模式改變備受詬病的現狀，這是整個中國的職業教育都需探索的答案。
 

　　按照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博士潘華的研究，目前，美國是職業教育產學研合作立法最完善的國家，已頒布許多與職業教育有關的重要法案，如《國防教育職業教育法案》《職業教育法案》《學校與就業機會法》等。此外，各州還針對本州職業教育的發展情況制定相應的法律和法規。這些法律和法規明確界定了學校、政府、企業、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除此之外，美國還建立了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督導系統，各種專業組織、新聞媒體、社會團體、用人單位、學生家長都可以參與到職業教育領域中。
 

　　潘華稱，在美國，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社會評價對學生的擇校行為和政府的財政支持產生重大影響，一些獨立的社會中介機構公布的職業學校辦學調查報告甚至會直接影響學校的生存與發展。
 

　　就中國而言，在現行的教育體制下，要杜絕招生亂象的發生，勢必要加強各環節的監管。記者采訪過程中，安徽某職業技術學院招生就業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就建議，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需完善信息化建設，以解決學生、家長與官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教育部門應采用負面清單，公布對損害過考生權益的學校名單進行預警；在招生時，增加咨詢和職業生涯規劃等服務。
 

　　但問題是，學校越來越多，招生、錄取、管理等環節繁多，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還指出，將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群體報考，大規模擴招100萬人，而實際參與監管的人員畢竟有限。若要更好發揮職業教育的應有作用，學校自身也應“強身健體”。
 

　　多位專家表示，長遠來講，當職業教育越發壯大成熟，需要更廣泛接受市場檢驗。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很多國家招生采取的是市場化路子，相對來說，考生和高校之間的是較為單純的二元關系。
 

　　就像日本，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市場是主角。政府制定職業學校辦學條件標準，而無論是學校法人、財團法人、行業協會、企業和個人，只要達到政府規定的標準，均能開辦職業學校和培訓機構。這些職業教育機構的對象也很廣泛，學生、在職者、離職者、殘障人士，甚至是退休工人都能接受教育。職業教育的實施權被下放給企業，政府的扶持更多是間接的——作為信息、資金的提供者和幫助者。
 

　　“在市場化的機制里，學校不講信譽可能就會丟掉飯碗。”儲朝暉說。
 

　　多位專家表示，從本質上來說，中國高職的發展模式跟其他國家有明顯差別，學校招生有政府的參與，頒發畢業證則由教育部門來完成。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中國全日制辦學的所有辦學項目經過審批，同時也要按規定招生，這些規定有時會與實際情況產生沖突，這也促成了沒有國家資質的“真專業”成了“假專業”。
 

　　作為普通高等教育之外的另一條出路，這些職業院校是學生和家長夢想的搖籃，也是國家培養技術性人才的希望。這本應是一種拓寬人生的多元選擇，不該成為一張充滿風險的單程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