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從來都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好日子在后面

　　改開40年，正經算得上“緊日子”的，可能還是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不僅如此，聲勢浩大的部門改革，沒多久就出現了“回流”和“恢復”，外交部一個部門就有10多人回流，財政部也差不多，因為一些職位的職能沒有發生變化，改革后一度缺人手，只好又叫了人回來。

而留在崗位上的公務員，也在98年之后，經歷了三年漲四次工資的好事兒，基本實現了基本工資三年翻番的承諾，在2000年的時候，中國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人均工資在15個大行業之中的排名為第8，后面兩次加薪之后，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在社會工資水平中屬于中等，跟90年代初期下海潮時公務員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

90年代以來，這么多次的機構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沒有一次是以公務員為“代價”的。

所以水漲船高的是公務員報考熱，自94年首次開始公開招錄后，24年之間，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增加了370多倍。2017年北大公布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也顯示，畢業生去向最多的，一是國企，占比超過30%，二就是機關和其他事業單位，占比超過25%，鐵飯碗的魅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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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公務員薪酬體系大概由四個部分，基本工資、津貼、補助、獎金，其中基本工資按照前幾年的改革方案，分為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紐約時報》調侃的11385指的是這部分工資。

按照人社部定的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表看，公務員的工資的確挺低的。職務工資中，最低的只有500多元，最高的7000多元。7000多聽著不少，但那指的正國級，副部、正廳只有兩三千，普通人最容易接觸的到處級干部，職務工資還不到2000元。

級別工資也是差不多情況，最高的6000多，最多的1000出點頭，按照職務、工作年限等套對應的數。

按照這個計算方式，理論上來說，最高的6000多加7000多沒有人能拿到，因為最高職務的，往往很難對應到工作年限最長，但最低的500多加1000多倒是出現的幾率比較多。

不過這只是基本工資，按照公務員薪酬體系，基本工資只占到全部薪酬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收入其實是來自津貼和獎金等非固定收入。

只是津貼和獎金是個既不固定也不透明，至今都非常模式，所以公務員的收入到底什么水平有點難確定。能查到的距離現在最近的公開數據，一個是來自人民網引用人社部的數據，提到當年國企平均工資5.1萬多，全國公務員平均工資4.8萬多；另一個來自社科院發布的《2014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里面提到2012年公務員平均工資位4.6萬多。

按照這兩個數據算，公務員平均月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這個數字與當年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基本持平，算不上高。即使是普通二、三線城市，這個工資水平也很難講“富足”。

但是這是平均數，由于相對固定的基本工資只占到總收入的30%，而津貼、獎金等跟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職位權力相關性比較大，平均工資很難反映出公務員真實的收入情況。

網上有一張流傳較廣的各地區公務員工資表，顯示北京市公務員平均工資接近1萬元，而廣西一個公務員曬出的工資單則是：參加工作三年的科員，基本工資3200，車補650，鄉鎮補助300，下鄉補助200，扣除公積金400，五險350。每月到手工資3600-3800。

相比于區域之間的差異，代表不同權力大小的職位之間，待遇差別更模糊。刨去反腐中老虎蒼蠅們的斂財不提，公開信息里也有工資較高的，比如2016年云南德宏州招聘聘任制公務員，11個職位，給出的年薪均不低于30萬元，最高的年薪是42萬元，以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看，屬于非常不錯的薪酬待遇了。

所以，針對公務員群體一直有兩種傳說：一種是工作清閑，福利好，房車光鮮受人尊敬，一種是下班后要開滴滴補貼家用的那種。

不過，后一種普遍沒人相信。

普通人不相信公務員工資低，一個主要原因是公務員的收入構成里有大量不透明的部分。

《人民網》曾在07年《公務員“隱形腐敗”挑戰福利改革》一文中報道：根據有關調研機構對11個省、直轄市約2萬多名公務員進行的薪酬福利調查發現，一些單位的福利性補貼多達十幾、二十幾項，其中中央國家機關某單位僅通訊費一類補貼，就設置了“住宅公務電話包干費”、“無線通訊工具補貼”、“通訊補貼”、“特殊通訊費”四個補貼項目。

河南某部門，在當地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的情況下，卻常年按月發放“雨具費”。北京市某區鎮機關的處級公務員每月車補高達1300―1500元，幾乎占其月基本工資的70%。

《新京報》也報道過浙江臺州部分單位的超豪華福利：在浙江臺州，有許多樓盤須憑“票”才買得到，“房票”便宜的要五六萬，最貴的要幾十萬。而開發商為了和有關管理部門保持好關系，往往將好的房源留給他們。不少公務員于是兼職當起了倒賣“房票”的黃牛黨，一次能賺幾十萬。

但是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能雨露均沾，而是集中在行政資源豐富的部門那里。很多基層公務員，僅僅靠基本工資，已經很難稱得上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所以最近有三組關于公務員的新聞，非常具有代表性。一組是“大連海關科員被妻子舉報出軌女代購，正在接受調查”，一組是“江蘇揚州公務員給市長留言，咨詢周末兼職送外賣貼補家用是否違紀”，一組是“80后白發書記走紅網絡，基層扶貧工作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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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給公務員漲薪是一件有爭議的事情。98年那波漲工資，當時有兩種說法，一為給政府機關留下優秀人才，提高執政能力，二為拉動內需。但實際上，這兩點都不如“開前門，堵后門”的意義大。因為公務員工資低，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是造成隱性收入多的原因。

而諸多的隱形福利，有一些甚至是制度性安排。98年建立社保體系的時候，朱镕基說：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任何社會保險制度都只能有一個最基本的保障水平，中國目前還建立不起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沒有錢呀。

緊跟著后面又提到：機關與企業的醫療保險相比要有不同的辦法。當前機關干部的工資水平比較低，在制訂醫療保險方案時，不能不考慮這個現實。

可惜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一直都有人因這件事給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的領導人戴上了“利益集團代言人”的帽子。

所以，公務員漲工資的事情，到03年之后就不怎么提了。北京前市長孟學農為這事兒還炮轟過上屆領導：一會兒顧及這種輿論，一會兒又顧及那種輿論，一會兒又顧及金融危機，沒有把法治思維、法律看得比權力重要。

停滯的公務員工資改革帶來了最近幾年公務員收入的“畸形”表現。

2015年初，《紐約時報》發過一篇特別標題黨的文章，寫中國公務員系統漲工資后，最高領導人的月薪仍然不夠在北京租房。

報道引用《中國日報》的數據，說中國剛剛給所有公務員加了工資，加薪之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基本月工資增加到11385元，按當時的匯率，大概年薪2.2萬美元，不光跟奧巴馬40萬美元的年薪比不了，還比美國社會保障局公布的美國工資中位數還低，以這個工資水平，租不起北京西城區觀緣小區一套舒適的三臥室公寓。

《紐時》這篇報道嘲諷加調侃的意味兒更重，最高領導人怎么可能去租住三臥室的公寓，報道的最后其實也寫了11385元只是基本工資，沒有計算各種津貼補助。

但具體的工資數基本是準確的，《工人日報》曾報道吳儀在07年跟中國國際商會代表們聊天時無意中透漏的工資：我現在每年所有收入12萬元人民幣，這還包括保姆費。我相信你們都比我拿得多，你們誰敢說沒有別墅？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09年也曾公開表示，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萬元，交完稅到手不超過1萬，而國資委處長們每月收入約3000多元，后來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牟新生更具體的透漏，他的稅后工資為8000多元。

其實，就在給公務員普遍漲了一波工資的2015年，曾經公開抱怨過工資太低的梅永紅，從山東濟寧市市長的位置上辭職，去了華大基因。

辭職前的幾個月，梅永紅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說：“如果把公務員理解為一份職業的話，中國哪有這樣的職業？濟寧市有800多萬人，GDP3800多億，但我所有工資收入加起來，才7000一個月，誰相信啊？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

雖然事后梅永紅解釋去華大基因不是為了高薪，最重要還是為了個人價值，但結合之前的言論，很難完全令人信服。

梅永紅也不是第一個辭職的市長，在他之前，菏澤市委常委、副市長張毓華就開高官辭職先河，加入太平洋財險，擔任其深圳分公司黨委書記。在他之后，有江蘇興化市戴榮軍辭職，出任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局副主席兼太平洋公共地產董事局主席。

這只是公開報道的辭職，《中國經濟周刊》曾做過統計，2013年至2016年8月期間，全國僅“一行三會”就有36位官員官員離職下海，涵蓋處長到副部級等各級別的官員，以司級和處級干部居多。

而梅永紅受關注，是因為他是第一個高調公開的抱怨公務員工資低的官員。

03

從世界范圍看，從來沒有一個公務員工資畸低，仍然實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地方。

根據美國聯邦人事管理局的數據，美國公務員的年薪基數，按照不同檔級，從1.88萬美元到13.67萬美元不等，而美國工資中位數大概3萬多美元，以美國公務員的平均收入來看，雖然不夠高薪，但也算是體面工作。

國會預算辦公室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公務員的平均工資加福利比私企雇員多出76%。而且這種優越性在一線員工身上更明顯，其中高中和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雇員，平均時薪加福利比私營企業雇員高出53%，大學學歷的高出21%，碩士學歷的只有5%的優勢，到博士學歷，則私營企業雇員的平均時薪加福利，反過來比聯邦政府雇員高出18%。

這跟我們的公務員體系中，基層員工工資較低，而職位越高，越能體現職業優越性的特點，幾乎是剛好相反。

日本公務員的工資體系，是比照私人企業職工的情況，每年做調整的，為的是既能確保安心工作，也能跟納稅人的收入保持合理差距，偶爾財政緊缺，公務員的工資可能會被縮減。

不過總體而言，公務員仍然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工作，以日本國家人事院的數據看，日本地方公務員的平均工資大概折合人民幣是35萬元，與年薪60萬的同年齡大企業員工相比，不算出彩，但還是比大部分小公司和薪酬不穩定的工作強很多。有報道說，因為日本最近幾年經濟不景氣，不少年輕人開始把公務員作為首選擇業目標。

公認待遇最好是歐盟國家，德國公務員協會17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初級公務員月薪約2000歐元，中級約3000歐元，高級公務員約4000歐元，更高者可達8000至上萬歐元。而德國全職員工2017年的平均工資是3209歐元，算上錄用后每周工作40個小時，每年13個月的月薪，以及30天帶薪假期，德國公務員是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職業了。

不過雖然薪水不低，但沒什么特權，公務用車、出差吃飯，招待宴請，都有嚴格的制度規范，屬于高壓紅線。

總的來說，在發達國家公務員也是一個好工作，不過跟我們不一樣的一點是，這幾個國家的公務員制度不管工資高低，都盡量透明化。

其實我們的公務員工資改革，也是類似的大方向，06年那次公務員工資改革的時候就提出要建立正常的公務員工資增長機制，按照經濟發展和誰平均工資增長， 每1-2年對公務員工作做一些調整。

但實際上，一直到2015年要改革公務員社保制度的時候，才對公務員的工作做了調整。

2016年國務院轉發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提的更明確，要規范津貼制度，完善職務和級別并行制度。人社部的領導們和專家也幾次提出，公務員工資改革的一個思路，是提高基本工資的比例，壓縮津貼和其他收入的占比。

最近財政部、國務院頻繁提出政府要過緊日子——但是實際上財稅制度改革和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真正落實的話，公務員的待遇反而真正可以實現上一個臺階。

無論從我們改革的經驗看，還是從改革的目標（擁有現代化治理體系的國家）來看，公務員從來都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好日子在后面。

 

　　來源 | 叁里河（Sanlih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