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云南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拿孩子掙錢的技校愧對“學校”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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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孩子掙錢的技校愧對“學校”二字
“班主任說，那兒有網吧、健身房，每天的工作也很輕松，一個月還會給3000元工資。去了才發現，每天從早到晚組裝燈泡，并沒有工資……”說起自己遭遇的“學校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15歲的西安技師學院的一年級學生李丁認為，是學校欺騙了他們。（見11月26日《華商報》）
說是社會實踐，卻機械重復地在流水線上勞動；說是工學交替，到了廠子卻只是組裝燈泡……天花亂墜的待遇灰飛煙滅，無限美好的承諾悉數爽約。雖然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尚未發聲，但就校方漏洞百出的回應來看，此事依舊難逃李代桃僵的諸般質疑。
如果是正規實踐，校方何苦要編造“有網吧、有健身房”的謊言？明明不少孩子未滿16歲，為什么校方要再三扯謊說“所有的學生都是滿16周歲的”？既然是社會實踐，是否有必要收了學生的身份證來“代為管理”？既然是要“鍛煉他們的動手能力，感受社會的競爭壓力”，為什么與專業不掛鉤、還非要從西安千里迢迢跑到浙江嘉興去？
連哄帶騙地把不滿16歲的孩子往流水線上趕，不讓休息、不給薪資——這當然不在勞動法或勞動合同法調整的范疇內，但這種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社會實踐”，除了賤賣了學生的勞動力，在教育層面又究竟有幾分價值呢？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社會實踐”或“頂崗實習”何以禁而難絕？幾個月前，陜西航空技師學院機械數控加工專業的300名大二學生同樣遭遇了奇葩事：專業是機械數控加工，學校卻強制讓去廣東的電子廠實習4個月，不實習還疑似不給畢業證。東窗事發、媒體曝光，關鍵是，“然后呢”？
不客氣地說，這些年來，一些職業技術院校業已成為拿孩子掙錢的職業掮客，自由游走在教育和市場之間。在勞動力價格飆升、用工成本激增的當下，職校技校生很容易成為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唐僧肉”，一旦教育主管及市場監督部門對“社會實踐”及“頂崗實習”缺乏有效監管，逐利沖動之下難免亂象頻生。
15歲的孩子，被一路綠燈送到千里之外的燈泡組裝線，背后究竟有多少或明或暗的環節與程序失守失責？這大概不僅是職業教育亟待紓解的現實問題。我們應切實構建一種制度共識：任何一所技校都不能拿孩子掙錢，要有紅線有底線，確保職業教育走上正規發展之路，讓工匠精神真正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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