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生證新規體現民本回歸
前不久，媒體曝“辦理準生證需蓋章簽字40多個”、“新婚夫婦為辦準生證奔波兩地，長達三年無果”，一時間引發輿論共鳴。
針對廣受詬病的準生證難辦現象，12月3日，國家人口計生委下發通知，要求各地簡化辦證程序。根據通知，流動育齡夫妻雙方戶籍所在地、現居住地鄉、街道均有責任為其辦理首個子女生育服務證，并實行首接責任制；還要求精簡辦理準生證所需材料等（12月3日《法制晚報》）。
一紙通知，慰藉人心：“流動夫妻可就地辦理準生證”、“應及時辦理”等，無疑是對“辦證難”的糾偏，也對接了民眾的現實訴求。它釋放的“程序簡化”、“服務提效”信號，也是朝向裨益民生的政策善意。
準生證，法律名稱是“生育服務證”，它是對人口生育的合法性追認，也是為生育提供配套服務的“識別碼”；它是計生管理的途徑，本質上更是為了方便供給服務，如產床資源的配置等。在現實中，它也與嬰兒存檔、“兒保”權益緊密相關。正因如此，能否順利拿到準生證，影響著許多家庭的“幸福指數”。
按理說，準生證里體現著“服務”屬性，應當以便民為宗旨。在辦證手續、流程等方面，職能部門應提升效率，方便百姓。但遺憾的是，在以往辦證遭遇了不少“梗阻”。正如《人民日報》評論說到的：繁復的程序關卡，已讓人心生“蜀道難”之慮；而現實中某些辦理人員的不作為和“踢皮球”，又增加了辦理的失敗可能。
尤其是在流動性社會的語境下，兩億多的流動人口規模、“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趨勢，都增加著人口管理的復雜程度。“人戶分離”下，管理滯后于人口流動的步伐，將人口追蹤成本轉嫁給民眾，也就衍生出深層次的掣肘。
當辦準生證成“遭罪活”，對流動夫妻更是猶如“公章旅行”，要來回奔波，壓縮辦證程序，多些人性化舉措，也就成了民眾的期許。而“可就地辦證”、“及時辦理”等新規，正是紓解之方，在“一證難辦”的情境中，它無異于久旱后的甘霖。
在新規中，允許就地辦證，并實行首接責任制，這有助于消除“地域壁障”。事實上，因各地準生政策不一，辦證材料要求、具體程序也有差別，委實給人造成不小麻煩。當異地規則有序對接，確實能給流動夫妻減負。要求受理地在“信息核查困難”的情況下，可依據當事人承諾辦理，還有異地職責部門加強協調、不可卸責等，都很是人性化的規定。
而簡化程序、一次性書面告知全部材料、允許委托辦理、對有困難者主動上門辦理，及保護隱私等，在便民上“做加法”，也深受民眾認可。當職能部門以“增加自身工作量”換取民眾的“少折騰”，必然會在造福于民中延伸關懷厚度。
準生證辦理上的“簡政”，難免會伴隨著“辦理者任務加重”的次生代價——改革縱深化總會伴有“麻煩”的轉接。這亟須職能部門的角色歸位，恪守本分，也吁求信息一體化的升級，寧肯多點擊幾次鼠標，也要讓民眾少幾次跑路。
總而言之，準生證辦理上的刪繁就簡，是向民本位的回歸。指向結構優化、規則廓清的準生證改革，投下“方便百姓”的石子，勢必會激起“飽受認可”的社會漣漪。而它帶來的“放權啟示”和便民向度，或可嵌入更多的改革鏈條中，增進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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